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智慧城市数据中心云管理平台具备数据分析、指挥调度、研判决策等功能，充分发挥着“城市大脑”枢纽作用。 中新社发 陈琦嘉摄

数据正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数据交易规模超700亿元，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超2200亿元。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即将一周年，其中提出依法依规促进数据高效共享和有序开发利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地方最新动态发现，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入分配、安全治理制度正加速统筹推进，推动高质量数据要素活起来、动起来、跑起来、用起来，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不断丰富完善。

数据确权激发市场活力

数据产权制度是推进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前提条件。

一份由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价研究中心教授唐天伟领衔撰写的报告预测，随着智能产品和设备广泛普及，未来所有的生产设备、感知设备、联网设备、联网终端，包括生产者本身都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数据，渗透到产品设计、建模、工艺、维护等全生命周期，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以及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等全价值链。

同时，上述报告指出，当前，由于产权配置不清晰，难以有效界定各数据主体的权益和对应的责任，导致数据资源不能有效整合，数据价值难以倍增。

火大教育校长、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于佳宁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数据确权是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目前存在的最大阻碍。”

于佳宁认为，数据要素的特点和其他实物要素有较大不同，数据的生产者、管理者、整合者、使用者等角色之间的权利边界存在一定的模糊交叉，导致数据要素的产权属性难以确认，以及大量数据滥用的情况发生，阻碍了数据要素的生产和流通。

日前，浙江数据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在杭州市余杭区启动。这是全国首个知识产权领域国家标准化试点项目，意味着今后数字经济类企业的数据资产保护有了“余杭方案”。

近年来，余杭区数字产业发展迅猛，多家企业先后被认定为浙江省数字工厂标杆企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日益递增。但由于我国对数据知识产权缺少明确的法律定义，使得该领域成为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发生的“重灾区”。

余杭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相当于给企业的数据发了一张“身份证”，企业可以通过它对数据进行银行质押，拿到质押贷款。上述项目启动后还将积极为当地企业提供数据知识产权存证申请、登记、质押融资、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指导，助力“知产”变为“资产”。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加速

流动的数据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要以数据要素的充分流转为基础。当下，全国多地密集开展数据交易实践探索，加速数据要素市场配置进程。

3月30日，深圳数据交易所落地国内首笔无质押数据资产增信贷款项目。深圳微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凭借其在深圳数据交易所上架的数据交易标的，获得了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授信的1000万元贷款；

4月24日，上海数据交易所国际板启动建设，探索数据跨境双向流动新机制，推动国内外企业开展跨境流通业务合作；

5月10日，广州数据交易所集成式的算力资源发布共享平台上线，面向16个重点行业发布近40款数据产品，广州数据交易所首个交易服务基地正式揭牌；

不久前，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完成全国首笔个人数据合规流转交易，是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促进个人数据合规使用、规范交易、合法收益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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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看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是实现数据从资源化到资产化，再到资本化，经过数据要素的交易、流通产生价值，并逐渐形成以市场为根本调配机制的动态过程。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已迎来战略机遇期。

中信证券分析认为，当前数据交易发展阶段类似于初期的商品交易市场。展望未来，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大市场是行业的主要发展趋势，有望形成以一线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级大型交易所，并在近一阶段的行业发展中看到国家级、区域性交易所并存的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

数字税征收或大势所趋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要求在初次分配阶段，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向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创造者合理倾斜，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阶段，重点关注公共利益和相对弱势群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认为，以数字税为代表的二次分配很重要，因为数据的使用，尤其是公共数据的使用，天然具有外部性。在这个过程中，数字税能够发挥很大作用。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与产业发展部战略规划处处长胡拥军也在撰文中提到，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企业与传统企业、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税收冲突日益明显，税负公平受到挑战，未来亟需尽快研究数字税改革方案设计与配套储备政策。

黄卓认为，对于不同性质的数据，征税应有所不同。有些数据是资源型的，比如人的个人特征是不需要自己花费努力就能拥有的数据；还有一些数据是通过个人努力或投入才能产生的数据。另外，也可以根据数据外部性的程度来调整税率，有的数据对社会的正外部性更大，有的数据外部性更小。

首席数据官赋能数据治理

随着数据资源规模不断扩大，应用日趋增多，过去相对粗放的数据管理方式已不适应当今形势，加强和改善数据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在数据治理方面，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探索设立首席数据官制度。

5月6日，四川省达州市出台《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实施方案》，将在全市推行设立首席数据官。这是达州市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一项创新性、制度性举措，在四川省范围内具有试点示范意义。

4月4日，江苏省南京市印发《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实施方案》。南京市将建立市、区两级首席数据官制度，加强数据资源管理的领导力、决策力和执行力，带动市、区各部门协同推进数据共享开放。

今年3月，广东省东莞市出台《首席数据官制度实施方案》。以全市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契机，东莞市将建立多级联动、多方协同、多元融合的首席数据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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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2021年5月，《广东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便将政府首席数据官上升到制度层面，开启了国内政府部门设定政府首席数据官的新浪潮。

在IBM商业价值研究院院长丁伟看来，随着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的重要性、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重要性都将越来越被企业所重视。随之而来，首席数据官的角色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相关人士建议，政府首席数据官作为统筹政务数据管理、协调内外部数据的关键节点，其职责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

具体而言，对内，需要对其职权加以有效监督和评价，防止其权力随数据蔓延而无限扩张；对外，需要完善数据管理制度设计，规范技术标准与操作指导，实现职能责任、流程操作、技术规范等法规制度的整体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