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我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与外部供给通道狭窄之间的矛盾、传统化石能源的结构性矛盾、能源消费与环境保护及碳减排之间的矛盾，是影响我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工业化以来，能源利用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国力的主要力量，各国围绕能源资源的争夺从未停息。2022年发生的大国对能源的争夺，目标已不完全是占有资源、保障己方的能源安全，而是带有给竞争对手造成能源危机并限制其发展的强烈意图。

近年来，在美国顽固坚持逆全球化和“脱钩”政策的影响下，基于分工提高效率的共识一再被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论”破坏，以至于全球经济的安全假设被动摇，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被安全追求所侵蚀，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效率与安全并重的时期。在经济领域，某些国家除了对自身技术绝对安全的追求，还存在着对自身能源绝对安全的追求，以及利用能源供给威胁其他国家经济安全的追求。这种威胁目前还处在可能状态，而一旦发生根本利益冲突，潜在的能源安全威胁就可能转化为现实安全破坏。

本世纪以来，以风电和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高速发展，即将打破能源争夺的局面，化石能源产能很可能逐渐过剩，困扰各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安全问题将逐步缓解。通过发展新能源，各国不再过分依赖国际化石能源市场和运输通道；以化石能源为基础构建起来的金融体系也将被重组，并且对以制造业为本的大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一直以和平发展和坚持全球化为追求目标，基于世界长期和平稳定的假设而发展经济并开发新能源。如今，这些目标面临很大的外部挑战甚至冲击，发展假设也必须加以重估。为了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履行减碳承诺，新能源开发的节奏不但不能减慢，而且需要加快。

不过，新能源的开发虽然可以降低能源对外依赖的安全威胁，其自身也将面临新的产业安全威胁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集中开发的安全风险。风电场和集中式光伏发电基地如果过于集中，易受到安全挑战，破坏这些设施的成本很小而受益较大。以我国为例，在空间分布上，目前新能源设施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其中西部、北部风能和太阳能处于并驾齐驱的状态，东南沿海主要是风能，特别是海上风能开发正蓬勃发展，特定区域的装机规模较大。成片开发的风、光基地装机容量较大，特别是光伏基地密度较大，一旦受到攻击，损失较大。

二是新能源存储和能量形式转换中的安全风险。由于新能源发电具有不连续、不稳定性，大规模发电场需要配建储能设施，包括电池储能和抽水蓄能等形式，而储能设施比电场本身更加集中，破坏设施的成本就更低。

三是输送电网的安全威胁。集中于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新能源电力要输往东南部地区需要通过特高压线路，除了电网本身的安全之外，如果线路过于集中，在特殊时期容易成为攻击目标。

四是远海开发风电的规模越来越大，海上风电单机容量越来越大，单体价值越来越高，攻击成本较低而攻击价值较大。东南沿海地区外部形势较为复杂，风电开发过于集中存在安全风险。

针对上述分析，必须慎重对待新能源开发面临的风险，研究制订相应的对策，在新能源开发中考虑做出某些政策调整以降低安全风险。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新能源开发要在经济收益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而不能把降低经济成本作为唯一目标。应尽可能缩短能源供需距离，尽可能短距离消化新能源电力。在新能源基地建设方面，我国适宜开发的区域很多，在重视连片开发的成本效益优势的同时，在集中式开发中必须适度考虑项目的分散；要把分布式开发作为突出重点，在经济发达地区充分利用建筑物的开发价值。低风速地区的风力资源仍然具有很大开发潜力，并且距离电力消费终端较近，输送成本较低，需要加大开发力度。远海大容量风机和海上光伏开发的节奏要与安全形势相适应。与此同时，加大薄膜型太阳能电池在民用建筑领域的推广应用。在电能利用、储能和能量转换环节，在集中的新能源基地优先考虑布置电能直接利用项目，以及电能转换为氢能进行利用的项目，重点是基础冶金工业项目和化工项目，以减轻依赖电网输送的风险。对于分散的水库储能项目，库容不宜太大。在大型水电站周边，应充分利用新能源进行蓄能和发电。

当前，已经实现了商业化应用的各种新能源正在我国蓬勃发展，处于世界领先位置；同时，在以可控核聚变为代表的“终极能源”领域，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基于抢占能源竞争制高点、保障我国现代化进程顺利实现的目标，国家仍需加大可控核聚变技术研究的投入，以确保未来我国能源安全。

（张娜供职于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院，邓嘉纬供职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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